虽然上海与武昌条件各有千秋，但相形之下，武昌略占优势。一来武昌的首义地位不可动摇，上海与江浙仅为响应之地；二来当时领导革命的同盟会重要领袖人物黄兴也在武昌，而上海则主要是附从革命的立宪派与旧官僚集聚之地。于是，上海方面退而求其次，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方案，承认政府设在武昌，而力争议会设在上海。
11月15日，江苏都督府代表雷奋，沪军都督府代表袁希洛、俞寰澄、朱葆康，福建都督府代表林长民、潘祖彝在上海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议决会名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随后，又有镇江都督府代表马良、陶逊，山东都督府代表谢鸿焘、雷光宇，湖南都督府代表宋教仁等人陆续到会。会议一面电请湖北派代表来沪与会，一面表示“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对开会地点设在上海表示异议，认为“既认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会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于是，湖北派代表居正、陶凤集赴沪磋商。在此前后，又有江北都督府代表王照、陈官彦、徐钟令，浙江都督府代表汤尔和、陈时夏，沪军都督府代表马君武、陈陶遗，直隶谘议局代表谷钟秀、张铭勋，河南谘议局代表黄可权等人相继到沪。在湖北代表居正等人的调停下，各省代表同意赴湖北开会，但各省留一人在上海，设立通信机关，“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