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外资企业雇用大量的中国工人，不仅使中国产生了第一代产业工人，而且为后来华资企业的产生、发展提供了部分技术工人来源。如在广州、上海外资船舶修造厂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工匠，从60年代起不断受聘于中国的官办和商办企业。洋务派首领之一的张之洞曾指出：“粤工多习洋艺，习见机器，于造枪、造弹、造药、造雷，皆知门径；香港素多铁工，尤易招致。”洋务派所办的各企业，或多或少地、直接或间接招聘在外资企业中受过训练的工匠担任技术工人。在商办企业中也不乏这种现象，如广州造纸厂成立时“雇用了几个以前曾在美国的造纸厂中工作过的中国工人”。
第三，外资企业大量吸收华商资本，引起了中国商人投资于新式工业的兴趣，对商业资本向工业资本的转化起到了一定的启蒙导向作用。后来，这些附股于外资企业的买办或其他华商投资创办自己的企业，与其附股外资企业的感受不无关系。这些华商附股者投资的虽然是外商企业，并处于依附的地位，但是所投资金作为资本的功能及其本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本家属性是同样存在的，且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利益所在和追求。因此，他们实质上已成为中国最早的资本家。
第四，外资在华开设新式企业，为封建社会的中国注入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以其先进的生产技术、管理方式和高额的效益、优质的产品，逐渐引起中国人的注意乃至直接仿效，使创办资本主义企业的风气逐步打开。早在19世纪60年代，洋务派干将盛宣怀就指出：“火轮船自入中国以来，天下商民称便，以是知火轮船为中国必不能废之物，与其听中国之利权全让外人，不如藩篱自固”，自办轮船公司。后来成为民族资本面粉和纺织大王的荣德生在1900年自述道：“余自十九岁至粤，至本年滞港，来来往往，曾见兴新业而占大利者已不少，如太古糖厂，业广地产，火柴，制罐食品，电灯，自来水，矿业等等，颇欣慕。”外资企业的出现也使封建主义的坚冰开始裂缝，民族资本企业得以援例而设。正如李鸿章在筹设轮船招商局时所说：“我既不能禁华商之勿搭洋船，又何必禁华商之自购轮船？”“以中国内洋任人横行，独不令华商展足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