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四，不受谗言。不为群小之辈所谗，这是唐太宗保证“广任贤良”的重要措施。唐初政治清明，并无朋党之争，但也间有群小之徒，利用广开言路之机，诽谤君子，谗害贤臣。唐太宗深知，善恶、忠奸如冰炭之不可同器，近君子必远小人；反之，近小人必远君子。
晚年，他在《金镜》里总结了君所好，臣必趋之的历史经验： “予思三代以来，君好仁，人必从之。在上留心台榭，奇巧之人必至。塞切直之路，为忠者必少；开谄谀之道，为佞者必多。”为了防佞杜谗，决定对诽谤、诬陷者“以谗人之罪罪之”。例如，贞观三年，监察御史陈师合上《拔士论》, “毁谤”房玄龄、杜如晦“思虑有限”,想排斥房、杜的宰相职位。
唐太宗与房、杜相处颇长，对他们的为人与才能了如指掌。贞观前，他们运筹帷幄；贞观初，他们施展宏才，均力能胜任，从而识破了陈师合的弹劾是“妄事毁谤”,于是对陈师合采取法律制裁， “流于岭外”。从而维护了房、杜的声誉，使真正的贤土良才安心任事，充分发挥其治国的才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