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李济深控制广东、压制农运不同，唐生智掌控湖南后公开支持农民运动。1926年7月，湖南省政府正式成立不久，即通令撤销地主豪绅控制的各县旧农会，重新组建新的农民协会。随后，省政府又接连颁布了保护农民运动的布告、训令和条例，明令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并资助农民运动经费。唐生智的政治野心很大。中共亦有意利用之。1926年9月，唐为了取得中共的帮助和苏俄的军援，同意废止和改造湖南的团防制度。两个月后，唐又秘密和中共达成政治协定，一方面同意接受中共的政治领导，让中共党员担任其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另一方面也答应在选派各县县长时，完全尊重中共湖南区委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湖南地方官吏与驻军不像广东那样与农民运动相对抗。政府的公开支持，使农民运动合法化。农民没有了顾忌，胆子自然就大了，声势亦因之高涨；相反，地主豪绅一时间偃旗息鼓，气焰也随之低落。
从农民运动的组织妨碍因素观察，广东与两湖有一显著差别：广东农村土地中，公田占了相当大的比重。广东各县公田一般占耕地总数的30%-40%,多的占到50%-80%;公田中又有90%是族田。而两湖地区的公田仅占耕地面积的15%左右，其中族田在公田中所占的比例不到一半。公田、公产越多的地方，旧的乡村权力结构越稳固，农民运动的阻力越大。宗族公产多的地区尤其如此。宗族公产多，宗族凝聚力强，宗族组织与宗族观念对族人的约束力亦强。公产收入丰厚，地主豪绅所掌握的以公产收入为基础的民团武装亦强大。广东旧的乡村权势比两湖地区强大而且稳定得多。民团更是广东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阻力。两湖地区因公田少，受惠的农民少，宗族势力不如广东强盛，公产管理权也容易转移到农民协会之手。农民协会夺得公产管理权后，用来办教育，办消费合作社，扩充农民自卫武装，用作农民协会的活动经费等，又无形中促进了农民协会组织的扩大。湖南地主豪绅虽也控制着团防局武装，但力量不如广东民团强大，而且很多地方的团防武装被军队收编，农民运动的阻力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