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开始后，瞭望世界的窗口终于被打开，我们看到了西方世界几乎发展了一个世纪的各种各样的文论，20世纪在西方被称为“批评的世纪”，他们所形成的理论之多，提出的理论之新，理论变化之快，都是空前的。我们用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把他们的东西介绍过来，翻译过来，吸收的“欲望”“如饥似渴”，吸收的方式是“生吞活剥”的。我们的论文和著作中又都“充塞”他们的话语。这一回我们已没有什么中心概念。每一位理论家都可以拥有一个或多个概念。你觉得俄国形式论的批评有理，我觉得英美新批评的细读方法有用，他觉得法国的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合理，还有的人热衷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或新近流行的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不一而足。
上面我描述了我们新中国成立以来文论发展的三个时期——20世纪50年代的“学习苏联”时期，六七十年代的“反修批修”时期，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这三个时期中国的文论发展是很不相同的，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搬用外来的东西或教条式的东西，而没有自己的“话语”。我们基本上还没有建立起属于中国的具有当代形态的文学理论。我们只顾搬用或只顾批判，建设则“缺席”，中国具有世界“第一多”的文学理论家却没有自己一套“话语”，这不能不使我们陷入可悲的尴尬的局面。我自己亲身走过了这三个时期，我感到异常的痛苦，作为一个文学理论教师还有什么比不能讲出自己的话更痛苦的呢？“建设”的意识一直在我心中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