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党内抗争：第三党、改组派的骤起骤落
1927年“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分共之后，部分国民党左派和从中共游离出来的人员，既不赞同共产党的激进革命，也不赞成蒋介石、汪精卫等背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从革命的立场倒退，因而独树异帜，开始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自主代行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职权，筹备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准备选举正式中央执行委员会，建立以农工为中心的平民政权，以实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邓演达即为该组织事实上的领导人。
邓演达，保定军校毕业，曾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北伐战争开始时担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在中国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随后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和中央农民部长等职。还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之前，邓演达就公开表示了对蒋介石一系列言行的批评态度。“四一二”事变之后，他在武汉政府当中是最坚决维护国共合作和农工政策的领导人之一。注意到汪精卫在唐生智等军事领导人的压力下开始排斥农工政策和共产党，他因无力回天又不愿听任武汉国民党走向反共，一怒之下去了苏联。出国前夕，他专门给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告别信，强调“总理的三民主义是我们革命的张本，照着总理的三民主义去做，必然可以得到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农工群众的拥护，可以完成国民革命”，任何倒行逆施，“不独党的革命意义和权威被消灭，而且必然招致反革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