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人都是朝中自诩请流派的高官，以翁同龢、李鸿藻为代表，底下还有张之洞等几名官场后起之秀。因为和翁同龢这些自诩清流的官员素有嫌隙，曾国藩经过他们身边时，双方谁都没有理会对方，甚至曾国藩还隐隐听到那翁同龢冲着自己轻哼了一声。进入慈宁宫内，拜见完慈禧太后，曾国藩看到屋内，除慈禧太后端坐上首外，下面还依次站着醇亲王奕譞、北方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还有户部尚书官文等三人。
这三人中，崇厚把头埋的最低，表情也最低沉苦楚。天津教案最开始是他负责处理的，结果洋人根本就不买他的账，根本就不和他谈。
官文是前任直隶总督，因为曾国藩这两年，一直托病迟迟没有出任直隶总督，已经改任户部尚书的官文，事实上还兼任着直隶总督的实责。天津教案发生后，官文生怕朝廷把这个难办的差事推到自己身上，于是第一个站出来，向慈禧太后建议由现任直隶总督曾国藩来处理此事。
看到这一幕，不等慈禧太后开口，曾国藩立刻就明白了她的真实意思，此去天津与洋人交涉务必以和谈为主，千万不能意气用事妄开战端。在屋外跪着的都是一腔书生意气的主战派，而在屋内站着的都是颇得慈禧信任重用又历来有怯弱之名的主和派。至于恭亲王奕欣，他既没有在外面跟着请战，也没有站在屋内主和，而是神隐不见。但他这个皇室重要成员在此时的消失，也未尝不是一种隐晦的态度表达。正如他一贯的做派一样，表面上看是摇摆不定的两面派，实际上他内心是个不折不扣的主战派，只是基于大清孱弱的现状，有时候他不得不违心做出妥协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