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六到一八一四年间，英国错只错了一个地方，”他说，“就是没有对拿破仑本人采取直接行动。此人封官赐爵、登极称帝之时，已是他天赋使命结束之日。至此，其身只宜作献祭，别无他用。《圣经》里不止一处指示我们诛暴安良之法。（这里，引了几句拉丁文原文。）
“今天，诸位先生，我们要诛除的已非一人，而是整个巴黎。全法兰西都在群起效尤，模仿巴黎。每省武装五百人，顶什么用？再说，还要冒风险，而且是没底的事。把法兰西牵扯进只关巴黎一地的事，有何必要？巴黎，以其报纸和客厅惹祸招灾，患害无穷。让这个花花世界毁灭吧！
“教会与巴黎的冲突，该有个了结了。这个灾难，甚至也涉及王室的世俗利益。拿破仑治下，巴黎为什么一声不吭？问问圣霍什的大炮 [2] 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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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连一直到凌晨三点，才跟拉穆尔先生一起出来。
侯爵又歉愧又疲累。在他还是第一次，对于连说话，语气里带点恳求的意味。他要于连担保，绝不向外界透露会议上“过度的狂热”——这是他的原话；于连是因缘际会，才得叨陪末座。“不要轻易告诉我们的外国朋友，除非他硬要了解我们这批狂热的青年。政府倒台，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迟早会当红衣主教，可以到罗马避难。而我们，躲在自己的古堡里，就会逃不过农民的毒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