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关于史料学理论。郭沫若在古史研究上的卓越的建树，这使他在史料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理论。他阐述了“史料、考据和历史学的关系”，指出：“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39]郭沫若在历史文献学上的巨大成就，以及他在历史研究中对各种类型史料的缜密的辨析和广泛的运用，使他的这些认识具有极大的权威性。把史料整理等同于历史学，同鄙薄史料工作和考据的重要都是错误的。郭沫若关于史料、考据和历史学之相互关系的理论，对今天的历史研究仍然具有指导的意义。他对于如何广泛地占有史料、整理分析史料和正确运用史料，都有相当精辟的论述，有不少论述是结合他的古史研究展开的，因而有更大的说服力。[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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