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初建时，国民党不得不对异己的思想言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开放性，最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例子上。
其一是1928-1930年，国内出现了一个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热潮。在这3年左右的时间里，一方面是国民党对共产党实行白色恐怖，另一方面是国内大量翻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光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就翻译出版了将近40种之多，列宁著作也出版了14种。而各种研究、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新书，仅在1929年就出版了将近140种之多。如果再加上各种左翼刊物大量宣传、译介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其数量就更加可观了。与此相适应，社联、左联等还合办上海华南大学，公开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学校被国民党查封后，他们仍旧利用开暑期补习班或现代学术研究所等办法来传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观点。社联、左联的成员，以及在他们影响下的北方众多大学教师，更是经常到一些较为开放的大学，甚至是中学里去开设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课程。这也就难怪在这个时候，在国民党严格审查制度之下，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文章公开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有人即公开讲土地革命“是中国革命在目前阶段上的主要内容”，对土地革命的怀疑，“正是证明了它们已经完全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有人更声称：“全国的革命群众，深刻地感觉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方能给他们指出出路，只有它才是革命运动惟一的指南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