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思想史发展的原因外,“公安派”、“竟陵派”等文学派别在文学实践上的缺陷也是导致其衰落的原因。以“公安派”为代表的文学革新运动的出现,是针对“前后七子”一味仿古拟古,致使其“文则聱牙戟口,读者至不能终篇”[66]、“有宗法而无生气”[67]的弊病,但是他们的创作却又走向了“不曾依傍半个古人”[68],只求率性自然而导致直白肤浅的另一个极端。
从“唐宋派”、“公安派”等反拟古复古运动到新复古运动的兴起,中间的中介是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竟陵派”鉴于“公安派”为救复古之弊却坠入肤浅俚俗之病,欲调和二者,从古人处求得性灵:“今非无学古者,大要取古人之极肤极狭极熟便于口手者以为古人在是。便捷者矫之,必于古人外自为一人之诗以为异,要其异又皆同乎古人之险且僻者,不则其俚者也,则何以服学古者之心!”[69]但是反而因“以俚率为清真,以僻涩为幽峭”,而遭到真正复古者的诟病。[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