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史学分途发展两千余年，有其绝相殊异处，亦有其遥相吻合处。其绝相殊异处，可以互相切磋，互相弥补，史学的内容，由此得以丰富。其遥相吻合处，不能单纯地解释为一种偶合，而是人类智慧的共同创获，这种共同创获，往往是史学上颠扑不破的真理所在。所以比较中西史学，能治两者于一炉，而创出超乎两者以上的世界性新史学。学术上的盛事，孰过于此？！[33]
在作者看来，这种比较，不论其存在怎样的“绝相殊异”处，还是具有怎样的“遥相吻合”处，对于创造出“世界性新史学”都是有意义的。这是作者的理想的看法，中西史家确实应当多一点这样的理想，而少一点狭隘的偏见。第四，中西史学比较，应首先从中西古代史学比较做起，作者写道：“中西古代史学的比较，在中西史学的比较研究上，尤其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研究史学的起源以及史学原理的创获等史学史上的大问题，非自中西古代史学比较起，无法获得令人兴奋的结论。”[34]作者所说的“令人兴奋的结论”，除了发现那“绝相殊异”或“遥相吻合”处以外，或许还包含对于中西史学的追本溯源、考镜源流而又有所得的种种收获。这样，也就可以避免所谓“不知有汉，无论魏晋”[35]的窘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