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要安身，首先要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物质需求，保证基本的生存权利。王艮以维护个人利益和安全为出发点，他又强调保身。但他所讲的保身，又不是单纯以一己之利为目的，还融入人格道德实践，提出保身必然爱身、尊身，并提出尊身立体的主张，把尊身与他所倡导的“百姓日用之学”的“道”相结合，要求“尊道”。这种认识体现了王艮在确保自身物质需求和保障肉体生命的同时，对人格尊严的看重。这种观点在正、嘉时提出尤堪注目。嘉靖初年的大礼仪，使诸多官员横遭廷杖贬谪摧残，士人欲保身则唯有离开仕途而归隐，于身不保，遑论其他。到嘉靖中后期，士人之人格操守已大不如前，诸如附势谄媚、假公济私已不属罕见。因而，可以说王艮适时提出这样的观点并非多余，虽然无助于挽救朝中士风的败坏，却也推动了晚明士人对自我价值的追求，以及对追求自我价值的肯定。
二、何心隐的“师友”说
王艮的弟子很多，其后学声势颇壮，最著名的为何心隐。何心隐原名梁汝元，江西吉州永丰人。嘉靖二十五年考省试第一名，后师事王艮再传弟子颜均，从此不图科举，嘉靖三十八年，因触怒县令而入狱，经友人营救得释。翌年北上京师，参罢权相严嵩的活动，由此招致严党忌恨，被迫更名改姓，南下避祸。同时，何心隐又因观点相左而与张居正不合。万历初年，张居正执政，反对自由讲学，主张禁毁书院，何心隐作《原学原讲》，力倡“必学必讲”，并言多讥切时弊，遂被视为叛逆遭到缉捕，惨死狱中。何心隐疾恶如仇，思想激进，李贽称其“英雄莫比”，目为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