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源先生说：雍正六年发生了曾静企图策动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事件，曾静被捕，招供说自己受了吕留良著作的影响，这时吕留良已死了45年，连其子吕葆中也故去，结果此案定为“大逆”。吕留良父子开棺戮尸，另一在世儿子斩首，其余叔伯、兄弟、妻妾、儿女等均受牵连一一治罪。吕之门人严鸿逵戮尸枭首，严的门人沈在宽因刊藏吕留良著作有4人被斩首。
周思源先生说：文字狱最厉害的是乾隆皇帝。在整个清朝160余起文字狱案中，乾隆时期就有130余起，占全部案件的百分之八十。乾隆时期的文字狱之多和他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清查禁书有密切关系。因此，一些不是文人的老百姓也因禁书而被杀。乾隆时期文字狱的主要案犯，被处以“大律论拟”的就有47例，生者凌迟，死者戮尸，亲属男15岁以上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给功臣家为奴。甚至连张廷玉、沈德潜这些备受乾隆恩宠的重臣，一不留神都会大祸临头，其他臣工就不必多说了。整个朝廷上下都是一种精神萎靡的状态，这样的朝政还能盛世吗？
周思源先生说：康雍乾三代，尤其是乾隆时期，不但对清朝统治不满或对明朝有所怀念的书籍统统禁毁，而且连与和朱理学相抵触的书籍也不得超生。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七年，光是浙江就进行了大规模的清查和毁书24次。乾隆一代，全国禁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部以上”。中国落后于西方自然并非自清朝始，但明朝的思想比清朝活跃得多，出现了不少进步思想家，如王阳明、李贽、黄宗羲、东林党等。也就是说如果不是康雍乾三朝那么残酷严密的文字狱，而让明朝已经初步活跃起来的思想界继续发展下去的话，那么具有爱国主义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完全有可能认识到中国的问题，寻找到对策，而不会失去整整2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