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董作宾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1933年又发表《甲骨文断代研究例》，全面论证了甲骨断代学说，确定了甲骨文的10项断代标准，并将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划分为5个时期，使甲骨文的研究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他还根据甲骨资料，探讨殷代年历之学，著有《殷历谱》。
这位在中国史学界、甲骨文研究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董教授，由于史语史在板栗坳生活清苦，繁杂事务多，又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和矛盾。因此，他经常不得不放下书本和研究的课题，陷入油盐柴米的纠葛之中……
“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初来乍到，百废待兴，最缺的是一个“钱”字。最没钱的时候往往最要用钱。史语所董代所长，经常急得抓耳挠腮，不时向在重庆的傅斯写信汇报：“这里物价上涨可惧，所里的人生活相当艰难……”。
当时，按国民政府的规定，战时知识分子所拿到的薪金，只有战前的十分之一，加上物价飞涨等因素，他们的生活水平大打折扣，甚至用于买粮食都不够的。
傅斯年后来到了李庄，但他外出公干事务多，开会多。在他外出期间，史语所的大凡小事，仍然托付给董作宾代为处理。
董作宾坐镇栗峰书院，主持史语所的科研和日常事务工作。经常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各种事务也要向傅斯年汇报请示：如组织科研会议，开展学术讨论，争取工作生活经费，为驻军“造房”事宜，处理各种纠纷矛盾等等。最多十来天就是一封信，有时候间隔一天就是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