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的事情并不罕见，当初李咎整了骡机、海贸之后，劳动力开始向经济作物和工厂集中，大面上看是好的。但是具体到大湾府，情况又不一样了，最后还得有补丁补上后续才能继续推进。
到今天的个人税这里，情况也是一样的。大面上摊丁入亩一条鞭法了，那被行业调整震荡出来的人，总得设计好税收管好他们。
税的基本调控作用理清了之后，重头戏就是第二个问题，秦王到底希望百姓怎么做。
他是希望百姓不要被土地束缚，投入到工业生产和商业经营中去，还是希望继续把农民困在土地上。
这可真是千古未有之变局，从中原文化出现开始，没有哪个时代的统治者把“农”字放第二位了的，如果有，他一定亡国了。
秦王一开始兴冲冲的，但是随着不同方向的推演结束，他开始渗冷汗了。
皇帝陛下从开放港口之日起就定下了一个地方必须配多少亩种粮食的土地和务农的人口，才给配多少出口的份额以及工厂工作的份额，秦王起初是不懂为什么的，后来他懂了。现在他更加明白。
如果放开了百姓自由离开土地，自由去更高工钱的工厂、作坊工作或经营，农业怎么办，粮食怎么办？大雍的人口数量远远没有到达巅峰，还在飞速地攀升，这么多人可不止是劳动力，也是吃饭的嘴！忽视农本的结果，战国时代的管仲已经给后来人好好上了一课了。如果大雍也走这一步，最终的结果不外乎是粮价飞涨到农民靠务农能获取和工钱差不多的收入，而工钱的价格会是一个人刚好饿不死的价格——能活到四十岁干不动重活为止，那挣不到这个数的人怎么办？结果只能是，饿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