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银行业在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发展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商办银行的发展超过了官办银行。本来，中国的银行一直以官办或官商合办为主，1912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24家，实收资本1966万元，占全国银行总资本的70%左右。后袁世凯时期，政局多变，以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不能不受影响，加上官办银行人员冗杂，经营不善，因此除中国、交通两行外，官办银行的发展趋于停滞，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地位也有较大下降。1925年底，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共有28家，占全国华资银行总数的17.7%,实收资本7605万元，占全国华资银行总资本的45%。与此相反，由于民族工商业在这一时期的空前发展，赢利急剧增加，多余的资金急需寻求出路，工商业的发展又带来对资金的旺盛需求，同时由于大战和抵制洋货运动的影响，外资银行的压力有所减轻，这些都大大刺激了商办银行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1921-1925年新开业的商办银行达到87家，而同期新开业的官办或官商合办银行只有5家。1925年，全国商办银行总数已达到130家，实收资本9309万元，比1912年增长11倍还多，超过了全国华资银行实收资本总额的半数，而同时期官办与官商合办银行资本资本总额只增长了不到3倍。著名的“北四行”都是在1915-1921年间成立的，而发展最快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1915-1926年资本增长24倍，存款增长55倍，位居商办银行存款前列，工商业放款超过了放款总额的3/4.在商办银行中，工商业与金融界投资的比例在上升，即使在军阀、官僚、买办投资为主的银行里，工商业者的投资比重也在增加。以金城银行为例，1917年开办时，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到1927年已下降到50%。一部分投资银行的军阀、官僚下台后，逐步转化为工商业资本家。以北京政府为后台的官办银行的实力下降，商办银行（尤其是江浙系商办银行）的发展不仅影响到银行业自身的势力格局，亦对后来中国的政治格局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