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疾控中心会议之后，奥斯特霍尔姆与菲利普·拉塞尔将军喝了几杯。拉塞尔将军是军队里级别最高的生物学家，他透露了更多令人担忧的细节：不仅仅是天花，不仅仅是俄罗斯人，不仅仅是那些拥有生化武器的好战国家。拉塞尔还告诉奥斯特霍尔姆，这些恐怖事件已经蔓延到政治狂热分子、武装恐怖分子、宗教狂热分子和美国极端右翼民兵之中。
“这仿佛打开了另一个世界的大门。”奥斯特霍尔姆说。在接下来的3年里，奥斯特霍尔姆担任了军事和外交事务秘密委员会的文职顾问，委员会设在华盛顿，其工作重点是研究生物战和恐怖主义问题。他攒了大量经常往返于首都和明尼阿波利斯之间的飞行里程，每当有新的机密曝光，他的焦虑就会增加不少。他没法告诉明尼阿波利斯办公室里同事们任何事情—甚至他在华盛顿委员会的名字都是保密的。
奥斯特霍尔姆说：“越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就越意识到我们真的一无所知。”2这件事快把他逼疯了。
1996年，奥斯特霍尔姆认识到，对付生物恐怖主义事件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公共卫生，“但与此同时，我却看到我们国家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状况正在恶化。”
他从不拐弯抹角，在这些会议上很快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在华盛顿，勇敢的奥斯特霍尔姆遭到了攻击。他越是在保密会议上大声疾呼，让大家措手不及，就越是被指责哗众取宠，企图在首都炫耀自己的自负。一位纽约市官员私下指责奥斯特霍尔姆只是为了沽名钓誉，而不是为了保护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