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维科夫是一位艺术家，最近一次机会性的病毒感染侵袭了他的大脑，导致了脑炎，并因此失去了视力。现在，他卖掉自己的画作，用来支付蛋白酶抑制剂的费用。蛋白酶抑制剂已经帮助他恢复了一部分体重和行走能力。
当拉赫马诺娃和她的工作人员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进行查房时，他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戴手套，什么时候不需要。
但是，除了少数几家专门从事艾滋病治疗的综合医院之外，无知仍然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在基辅的艾滋病诊所，38岁的邮递员维克多已经得艾滋病3年了。他不会接受齐多夫定治疗—这是乌克兰唯一的治疗方法。相反，他看的是一位颇受欢迎的基辅医生，“发明了一种仪器来测量我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她用一块锡给电流充电，我们称之为子弹。子弹可以对抗我的负生物电流。”
维克多打开衬衫，露出一块贴在他胸前的子弹形状的锡。
在敖德萨，堕胎是首选的节育方式，医生通过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实施手术来赚取额外的收入。著名产科医生伊戈尔·博伊琴科说：“在这种情况下，医生不知道病人是艾滋病病毒阳性。她可能会和下一个堕胎的女人一起使用同一批工具和方法。”
苏联艾滋病病毒感染人数以惊人的速度上升，东欧国家政府发现自己处于独特的地位，采取公共卫生行动的时间不多了，只有这样才可能阻止医疗灾难的发生。尽管有着近20年来自世界各地与艾滋病斗争的鲜活的历史和经验，各国政府还是无法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他们愿意采取一些措施，但缺乏资金支持，并且在以现代公共卫生方法解决医疗问题方面没有任何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