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由此看到了共产党人潜在的实力，同时他又错误地认为：经过“四一二”后的共产党人已成强弩之末，只要组建庞大的特务组织，与潜伏在上海租界中的中共领袖人物斗法，根除所谓赤祸是易如反掌之事。这就是他让陈氏兄弟组建中统特务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在这种轻共思想的指导下，遂又倾全部国力完成削藩裁军、一切权力归中央的所谓大任，这就是他相继演出蒋桂、蒋冯、蒋冯阎等新军阀混战的原因。然而出他所料的是，共产党人又借着他消灭诸地方实力派之机死灰复燃，不仅上海租界中的共产党人公然发动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运动，而且各地的红军犹如雨后的春笋，在大江南北的山村水乡建立起来。其中在湘赣一带活动的朱毛红军，竟然强大到可以乘虚攻下长沙的地步，这不能不令他暗然吃惊！也就是在他庆祝完中华民国第十九个国庆日之后，他的战略重点已经悄然转向：集中力量消灭共产党！
如果说蒋介石在与地方实力派进行军事角逐的时候，他对付共产党的主要策略是，以军警宪特消灭地下共产党的组织，那么时下他对共产党即将采取的措施就成了这样两句话：一是运用手中握有的军权，坚决消灭各地的红军部队；二是采用恩威并举的策略，分化瓦解中共设在上海的中枢机关，逮捕和法办那些在他看来冥顽不化的所谓祸首。前者，他交给何应钦等人去筹谋军事“围剿”；后者，他又找来陈立夫等人去上海落实。也就是在这次召见中，陈立夫双手呈交了一封信，蒋介石看后沉吟片时，提笔在信上批道：交杨登赢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