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色者，我之函也，而或曰：圣人无我，不亦疑于鬼而齐于木石禽虫之化哉？故知：仁，有函者也；圣人，有我者也。有我以函，而后可实。欲其理乎！小体其大体乎！人心其道心乎！[129]
相对于理学家将自我普遍化（将其等同于抽象之道心）的趋向，清儒似乎做了某种还原的工作，亦即把与理为一的抽象主体，还原为德性与形色（生命情感）、道心与人心相统一的具体自我。可以看到，在清儒那里，自我已开始恢复了其本来的意义，并得到了真正的确认。
就价值观而言，确认自我（肯定有我）的意义首先在于为个体原则提供了某种本体论的前提。正是从圣人有我的观点出发，清儒对个体原则做了多方面的阐发。按清儒之见，作为理欲统一的主体，自我总是具有独立的意志：“志之自主者，人也。”[130]这种意志具有自主的品格，而非外在力量所能强制：“若其权不自我，势不可回，身可辱，生可捐，国可亡，而志不可夺。”[131]正是不可夺之志，赋予主体以挺立的人格。强调人格的独立性是儒家的基本特点，孔子已有“匹夫不可夺志”之说，孟子则以“威武不能屈”为人格的内在特征，宋明儒学之注重节操，同样体现了相近的价值取向。在这方面，清儒无疑上承了儒家的传统。当然，清儒对独立人格的外在社会效应做了更多的考察：“裁之于天下，正之于己，虽乱而不与俱流，立之于己，施之于天下，则凶人戢其暴，诈人敛其奸，顽人砭其愚，即欲乱天下，而天下犹不乱也。”[132]从正之于己到施之于天下，主体人格由拒斥世俗的同化（不与俱流）走向积极地教化天下，从而展示了其现实的具体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