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轮到律师提问的时候，他带着极为客气甚至恭敬的微笑开始说，“您自然就是那位拉基金先生，写过一本曾由教区当局发表的小册子，叫作《已故长老佐西马的隐修生活》，里面充满深刻的宗教思想。书上还有呈献给主教的虔诚而出色的题词，我新近曾经愉快地读了一遍。”
“我写这个东西，并不想发表……以后他们给印了出来。”拉基金嗫嚅地说，似乎突然不知为什么有点慌乱甚至羞愧起来。
“哦，写得好极了!以您这样的思想家，大概而且甚至必定对于一切的社会现象抱着十分宽大的态度。您那本有益的小册子，由于主教的赞助，得以畅行，而且产生了相当的好影响。……但是我现在主要想好奇地问您一声：您刚才声明，您和斯维特洛娃小姐是相当熟识的，是不是？”(按[49]：格鲁申卡的姓原来是“斯维特洛娃”，这我是直到这一天在审案的过程中才初次知道的。)
“我不能对我的一切交往负责。我还是个青年人，而且谁还能对一切他所交往的人负责呢？”拉基金的脸涨得通红。
“我明白，我很明白!”费丘科维奇说，好像自己也感到惭愧，连忙道歉似的，“您也和其他任何人一样，对于和一个年轻貌美的妇女相结识感到极为有趣，而且这妇女也乐于接待本城的优秀青年，但是……我只想探问一下：我听说斯维特洛娃在两个月以前极想和最小的卡拉马佐夫·阿历克赛·费多罗维奇相识，叫您就在他当时还穿着修道服的时候把他带到她家里去，她答应只要您把他带到，就给您二十五个卢布。后来知道，这件事正好就在构成本案的那件惨剧发生的那天晚上实现了。您把阿历克赛·卡拉马佐夫领到了斯维特洛娃小姐的家里，是不是当时就从斯维特洛娃手里领到了这二十五个卢布的奖赏，我想要向您打听的就是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