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再简单不过了，先生，”伯爵回答说，“我认识这位大名鼎鼎的万帕已有七年多了。他早年还是个羊倌的时候，有一天给我带过路，我随手给了他几枚金币，他为了不欠我的情，把他亲手镂刻的一柄匕首送给了我，您大概在我的兵器收藏柜里见过这把短刀。后来，不知他是忘了我俩交换小礼物所标志的友谊，还是没认出我来，竟然想绑架我。结果倒是我把他，连同他手下的十多个喽啰一起给抓住了。我本来可以把他交给罗马法庭，这样不仅我方便，罗马方面也求之不得。但我没这么做。我把他和他的手下全都给放了。”
“条件是他们不许再作恶，”报纸记者笑着说，“我很高兴看到他们信守诺言。”
“不是这样，先生，”基督山说，“我的条件很简单，就是他们要永远尊重我和我的朋友。也许我说的话，会使在座的社会党、激进派精英和人道主义者感到奇怪；但我还是要说，我从不关心我周围的人，也从不去保护这个对我不加保护的社会。我甚至还要说，就一般而言，社会从不关心我，它始终在伤害我。所以，即使我在价值观念中抹去了对他人和社会的尊重，采取一种中立的态度，最终也还是社会和他人有负于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