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公开对蒋表明不愿“剿共”，主要是因为他自9月以来，一直试图想要劝蒋和共，结果屡碰钉子。而蒋必欲彻底消灭红军，这让张极其为难。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后，其主力有打出陕甘、再度长征的计划，这更让张焦虑。据张回忆：当他从洛阳回到西安时，心情十分懊丧，曾问计于杨虎城。杨反问张是否真有抗日决心，如有，何不等蒋介石来西安时，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事？张此时对杨虎城之计策未必以为然，却不能不急谋解决之法，因此，绥远抗战一爆发，张学良马上有了借口，要求调东北军北上绥远参加抗战。11月27日，他正式上书蒋介石：“今绥东事既起，正良执殳前驱，为国效死之时矣。日夕磨砺，惟望大命朝临，三军即可夕发……彼大军调赴前方者，或已成行，或已达到；而宠命迄未下逮于良，绕室彷徨，至深焦悚……就驭下言，若非及时调动，则良昔日之以时机未至慰抑众情者，今亦疑为曲解，万一因不谅于良，进而有不明钧意之处，则此后之统率驭使，必增困难，盖用众贵有诚信，应战在不失时机。”
就在张学良为“援绥之军，未派有东北军”而愤怒不已之际，张又得知蒋介石下令逮捕了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和史良7人，宣布查封各种反对“剿共”和主张抗日统一战线的救亡报刊。此事更进一步激起张学良的不满。他为此不惜亲自驾机紧急飞往洛阳面见蒋介石，力陈爱国无罪的道理，要求蒋介石释放此七君子，同时再次当面请求蒋批准调东北军至绥远抗日前线。看来张学良行前已经做好了要与蒋争到底的准备，因为他在回复中共中央的电报时曾特别提到：从各方面看，一两个月内定有变动，红军只要能设法牵延，则西北之联军可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