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萨诸塞州史密斯学院的安·阿内特·弗格森教授针对市区一家小学开展了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描述了一群被学校工作人员认定“必定会坐牢”的年轻人如何通过种族偏见的哈哈镜看到自己的扭曲形象，并将其内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霍华德·史蒂文森提到了那些不被看作男孩而只被视为社会威胁的孩子所具有的“超级脆弱”（hyper vulnerability），夸大了反抗和补偿这样的刻板印象。
奈尔斯是我在家庭法庭日遇到的男孩，我对他的感觉，就是“大男子主义”和“超级脆弱”之间的矛盾统一体。庭审中，我看到的是一个敏感而且有艺术倾向的年轻人。他顶住了以街头形象示人的压力，对自己的选择作了权衡。当我们等着他的听证会时，新的指控纷至沓来——持有毒品、盗窃车辆、入室盗窃，我意识到，我和他共同制定的备选方案，需要与更多的迫在眉睫的压力相抗衡，这些压力来自他的家庭、学校和邻里。在我的眼皮底下，他正在逐渐变为每个人都能预料到的坏孩子：在被制伏之后，即使站在牢房内，他还是对斗争充满激情，勇敢面对威胁和暴力，这种激情甚至连他自己都意识不到。
男孩的未来之路
在这个位于时代夹层中的高风险时期，父母们在养育男孩的问题上被各种相互矛盾的观点所包围。有些人标榜传统的男性价值观和方法，比如埃里克·戴维斯和德纳·圣雷利，即《培养男人》（Raising Men）一书的作者。他们毫不犹豫地认为，把男孩的双手绑在背后，捆住他们的双脚，然后将其丢入池中，这样的做法可以培养他们的勇气。而有些人标榜男性生物学至上的观点，与那些试图通过恐吓来软化男孩的建议进行较量，后者好像认为男孩与女孩完全没区别的。这些如何养育男孩的讨论，让我想起在我事业伊始时听到的关于男孩教育方面的讨论：即在精力水平和对学校、老师及学历态度方面，激素水平会产生差异。这些观点的问题在于，几乎没有任何一种观点是建立在合理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或者它们无法起到任何作用。